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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看来，斯诺的“红星”依然是一部写作精良的长篇通讯，他带着无数的好奇心向“红色政权”提问：
“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同其他地方的共产党人或社会党人有哪些地方相像，哪些地方不同？他们是不是留着长胡子，是不是喝汤的时候发出咕嘟咕嘟的响声，是不是在皮包里夹带土质炸弹？”
“他们的领导人是谁？他们是不是对于一种理想、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学说抱着热烈信仰的受过教育的人？他们是社会先知，还只不过是为了活命而盲目战斗的无知农民？”
“中国的苏维埃是怎样的？农民支持它吗？”“共产党怎样穿衣？怎样吃饭？怎样娱乐？怎样恋爱？怎样工作？他们的婚姻法是怎样的？”
来自斯诺研究的权威机构——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的一篇学术论文显示，1936年斯诺提交给中国共产党人的采访提纲起码包含了十多个方面的宏观问题，涉及外交、抵御外敌入侵、对不平等条约和外国投资的看法，以及反法西斯等。后来毛泽东与斯诺在陕北窑洞的首次对谈，很多内容即始于对提纲的回答，这是中共中央集体智慧的结晶，进而向世界呈现了一个与时俱进、公开透明、开诚布公的中共形象。
后来斯诺在1938年1月上海复社的中译本前言中写道：“从字面上讲起来，这一本书是我写的，这是真的。可是从最实际主义的意义来讲，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所写下的。这些革命青年们使本书所描写的故事活着。”
在斯诺看来：“毛泽东、彭德怀等人所作的长篇谈话，用春水一般清澈的言辞，解释中国革命的原因和目的。”
斯诺个人认为，尽管英文本第一版有一些错误，但“中国在这最紧急的时候，找到了民族最伟大的统一，找到了民族的灵魂，基本的因素在哪里？原因在哪里？关于这一点的研究，这一本著作是颇有一些价值的。”
而在斯诺开出的“问题单子”中，也有关注延安“红色文艺”的，他提到“红色剧团”和娱乐等。鲁迅文化基金会的研究者认为，斯诺后来对于中国左翼文化、延安文艺的浓厚兴趣，大多来自与鲁迅对话的启迪。斯诺亦是最早向西方翻译推介鲁迅作品的外国记者。
在斯诺的笔下，陕北的“红色战士”爱打乒乓球，还学识字、办墙报，“外界传说‘红军纵酒宴乐、大肆抢劫’等，都是胡说八道”。海伦·斯诺认为，“红星”吹奏出了雄壮而激昂的号音，让西方积累起来的对中国共产党人的谣言和猜疑倒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