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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俄在中国早看好的是吴佩孚而不是孙中山，斯大林在中国早看好的是蒋介石而不是毛泽东。托洛茨基的警告与斯大林“挤柠檬”。陈独秀也须看共产国际脸色。蒋介石的悲剧，在于与毛泽东同时代。

各方都力图破解：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历史不论多么精彩纷呈、多么惊心动魄，当活动于其中的那些鲜活的生命逐渐消失之后，也就逐渐变成了书架上一排又一排积满灰尘的故纸。

静悄悄的图书馆内，靠角落那个书架上，有本如秋叶般枯黄脆裂的书，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10月重庆初版。翻到95页，见一篇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2月12日的日记：

……凌晨五时半，床上运动毕，正在披衣，忽闻行辕大门前有枪声，立命侍卫往视，未归报，而第二枪发；再遣第二人往探，此后枪声连续不止……

颇像一部拙劣惊险小说的开头。可以想见，当年写到这里，作者握笔的手定在不住颤抖。

接着往下写：

……出登后山，经飞虹桥至东侧后门，门扃，仓促不得钥，乃越墙而出。此墙离地仅丈许，不难跨越；但墙外下临深沟，昏暗中不觉失足，着地后疼痛不能行。约三分钟后，勉强起行，不数十步，至一小庙，有卫兵守住，扶掖以登。此山东隅并无山径，而西行恐遇叛兵，故仍向东行进，山巅陡绝，攀援摸索而上……

竟然连“离地丈许”的高墙也认为“不难跨越”，上墙之后未及细看又飞身纵下而跌入深沟，出逃之狼狈仓皇与求生之急切鲁莽，浑然一体。

难以想象，这个越墙攀山身手不凡之人已年逾五十。

他就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

所记之事发生在1936年12月12日，史称“西安事变”。

事变第二天上午，中共中央在保安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大多数人的意见是审蒋、除蒋。当天中午，毛泽东、周恩来致张学良电，14日红军将领致张学良、杨虎城电，15日红军将领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都是这个态度。

事变第三天，苏联《真理报》发表社论：“毫无疑问，张学良部队举行兵变的原因，应当从不惜利用一切手段帮助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奴役中国的事业的那些亲日分子的阴谋活动中去寻找。”他们认为张学良是日本特务，事变乃日本阴谋所主使。

日本政府则认为莫斯科同张学良达成了“攻防同盟”，张学良是苏俄工具。苏俄才是事变真正的后台。东京《每日新闻》发表社论：“中国中央政府如在抗日容共的条件下与张妥协，日本决强硬反对。”

南京方面，何应钦调兵遣将要动武，宋美龄穿针引线欲求和，戴季陶摔椅拍桌、大哭大叫，连平日颇为持重的居正也用变调的嗓音呼喊：“到了今日还不讨伐张、杨，难道我们都是饭桶吗？！”

凡此非常时期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立有一席之地的，无人是饭桶。

量变堆积历史，质变分割历史。人们能够轻松觉出每日每时不息不止的量变，却不易觉出行将到来或已经来到的质变。

1936年12月12日，当中国政治包含的量变已经足够时，所有各方便被一只看不见的手，猝不及防地推到了前台。

历史来到十字路口。

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苏联和共产国际、日本昭和军阀集团，都在既谨慎又顽强，既坚定又游移地探索自己真正的位置，表白着自己的立场，又修改着自己的立场。表白的同时又在修改，修改的同时又在表白。

在华清池跌伤了腰腿的蒋委员长，更是一瘸一拐来到十字路口。

事变大起大落，他也大起大落。先不屈不挠翻墙越院求生，后不管不顾躺在床上寻死；先当着张学良的面，明骂其受赤党指使，后又当着周恩来的面，暗示想念在苏联加入了赤党的儿子。

委员长方寸大乱。他连衣帽都未穿戴整齐，沉重的历史帷幕便落下了。只容他将终生为心痛的一句话，留在那页干枯得几乎要碎裂的纸张上：

此次事变，为我国民革命过程中一大顿挫：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两星期（至多一月内）可竟全功者，竟坐此变几全隳于一旦。

和共产党苦斗8年，后就差了两个星期。8年共2920天。两个星期为14天。8年与两个星期之比，为1000∶4.7。所谓差之毫厘，便失之了千里。

他把这句话一直默念到1975年4月5日清明节。

该日深夜11时50分，他在台北市郊草山脚下的士林官邸内病逝。

共产党人终剿不灭，是其终生不解之谜。

生命不在了，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重庆版的日记也化为纸灰，谜底却依旧留在那里。

节孙中山的困惑

新中国的中心是北京。

北京的中心是天安门。

天安门的中心又是什么呢？

是那幅巨大的毛泽东画像。

年年月月，不论白天还是黑夜，画像上毛泽东那双睿智的眼睛，通过面前这个世界上大的广场，注视着新中国的人民。几乎所有中国人和世界上的很多人，都把天安门和毛泽东紧紧联系在了一起。